日本社会学家叫什么名字？
三枝竹言是一位社会学家。其研究成果广泛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第一位集“社会学之父”和“社会政策之父”头衔于一身的人。其社会学研究的突出课题是人和人、人和人与团体及人和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
他说：“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按性质可分成亲族的‘关系’、从属的‘关系’、契约的‘关系’、偶发的‘关系’以及各种联合组织的‘关系’等等。”
这种关系和在这种关系中产生的“相互性”是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用“个人主义”观念来理解，即“每个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动作”，也就是社会上的种种“关系”都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但是，这一观念却否认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即没有“集体”（社团、团体）的概念。
三枝认为，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越来越露骨地暴露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缺陷，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社会性”的存在。他认为，人同时具有“个人”和“社会性”两个方面，这体现在“个人”和“集团”两个概念之中。“个人”是“拥有自我意识”且“独立”的；同时，又是社会性的动物。“集团”是聚集了具有同样“自我意识”的个人而形成的，它能给个人以安全和帮助；同时，又存在于个人之外，具有独立的存在。
用“个人主义”的观念来看，人和人的关系都是不相干的；而用“集体主义”来认识，则一切人和人的关系都是“相关性”的。集体是个人生存的基础，同样，个人又是集体的存在前提。没有个人，也就没有集体；反之，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
在近代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自私思想曾一度居主流地位，而集体主义的利他主义思想则曾被看作是封建迷信而被抛弃。这样，客观上形成西方个人主义社会难以克服个人与个人间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其根源就在于没有意识到甚至否认“社会性”的存在。
日本在社会学领域受西方影响较大，尤其是家族和团体的调查，已成为日本列岛社会学的研究主体。而关于社会性问题的研究也时有所闻，但总是片断的、浮光掠影的，从未有过系统、周密的调研。
三枝对日本社会的社会性课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这项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时20多年，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最终形成了20卷本的《现社会的社会性结构》。该书的各卷分别专题研究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社团、团体及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第三卷《家族社会性与家庭教育》中，对家族的社会性和家庭教育进行了讨论；在第四卷《企业社会性》中，对日本企业内存在的社会性关系做了详细的探讨；第六卷《劳动者社会形态》以“劳动”这一行为为线索，全面考察了现代工业社会中劳动者所处的社会位置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
三枝认为，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具有准家庭的性质，因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存在一种决定团体内行动原则的“潜制度”，即“人治”制度。人治的民主制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而其根本点是团体内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三枝称的这种“关系”为“关系型”。
他认为，由于企业的人治气氛，处于低层的人们总是心怀恐惧和妒忌，因而构成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这就是所谓“企业病”的根源。
要改善这种症状，就必须打破企业内关系型格局，建立人人平等的“公开性”制度。但是，三枝认为，这种公开性制度在现实企业中是难以建立的，因而改善现状只能是缓慢的、逐步的。
在第七卷《统治社会性与精神病人》中，通过对精神病发病规律的调查、对病理解剖的研究和对精神病的遗传等因素的论述，对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解体所引起的统治观念的消失和人的精神的异质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